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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规矩不成方圆，男女婚嫁的习俗自远古神话时代便已存在，这些传统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，从氏族社会逐步发展到封建社会，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。

婚姻仪式与契约也逐步完善，现代有结婚证作为法律凭证，古代则有结婚书作为婚姻的书面约定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在宁夏黑水城遗址出土了一份元朝时期的“结婚证”，这份文书文字密集，内容详尽，达1600字之多。

仔细阅读后，人们不禁感叹：“宁死不做蒙古女子”的无奈与悲凉。

八十年代，在宁夏的西夏古城黑水城，掩埋于千年沙土之下的历史遗迹终于重新露出了它的面貌。

在这次考古发掘之前，西夏王朝一直未被广泛关注，其文化内涵也只停留在表面认识。

黑水城作为西夏的重要边防要塞，曾多次抵御蒙古铁骑的进攻，坚守不破，显示出其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。

然而，随着西夏王朝的终结，黑水城也被蒙古军队占领，城内留下了大量蒙古文化的痕迹。

到八十年代时，黑水城已成废墟残垣。

一位俄罗斯考古学者来到这里后，散布黑水城下藏有巨大财宝的传闻，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的盗墓贼。

这些盗贼掠走了无数珍贵的西夏文物，并将这些文化遗产据为己有。

面对这种严峻形势，中国政府迅速组织考古队展开抢救工作，以尽量减少文物的流失。

考古队在发掘中收获了大量珍贵文物，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的大批文书资料。

其中一份婚书让人们深入了解了元代乃至蒙古族的婚嫁习俗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。

早在唐宋以前，中国就已出现婚书，这标志着契约文化的萌芽。

人们为了保障自身权益，通过书写明确的约定，将婚姻事项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，这也体现了古人法律意识的初步形成。

元朝政府规定，只有持有婚书契约的婚姻才被视为合法。

由于过去频繁出现口头争执、难以取证的纠纷，婚书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凭据。

婚书不仅是订婚的依据，更是确认婚姻关系的正式契约，也是婚礼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俗话说：“人伦之道，婚姻为大。”

相关法律明确指出，婚书须提前约定聘礼财物，指明女婿的养老责任，规定婚姻期限，列出主婚和媒人的职责，规范书写内容以避免纠纷。

法律还特别规定，婚书中不得使用“彝北语虚文”，所有聘礼必须详细列明，男女双方及媒人均需签字画押。

女方回执婚书的要求与此相同，双方婚书背后均须注明“合同”二字，并互相保管。

若婚书内容模糊不清，或无签章及合同字样，则该婚书不被承认，等同于无效文书。

因此，古代家庭对婚书的书写和保存极为重视，历经千年，才得以保存下来数千份完整文书，成为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资料。

元代蒙古族在汉文化影响下，也采用婚书作为婚姻契约的习俗。

黑水城出土的大量文书中，这份保存较完好的蒙古族婚书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，名为《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大吉合同婚书》。

通过阅读这份婚书，能大致了解其中的婚嫁故事。

故事主人公是太子军中一户贫苦蒙古军户的脱欢，他计划将已故弟媳再嫁他人。

古代蒙古下层军户生活极其艰苦，不仅军役繁重且无固定收入，出征时各种物资需自备。

脱欢正是如此贫困的军户，因弟弟脱火赤病故，他想将弟媳巴都麻嫁给别人，减轻负担。

巴都麻作为寡妇，生活困苦，依靠自己谋生极为艰难。

媒人帖哥牵线撮合，拟与哈立巴台成婚。

婚书中记载：“今凭媒证人帖哥作媒说合，与亦集乃路屯田张千户所管纳粮军户，吴子忠家内存日、从良户下当差、吴哈厘抛下长男、一名唤哈立巴台说合，作为证（正）妻。”

哈立巴台须赠送脱欢白米一石、小麦一石、大麦一石，并设宴款待宾客。

脱欢收下聘礼后，择吉日将巴都麻嫁予哈立巴台。

婚书还规定，若哈立巴台不善待巴都麻，罚款小麦一石；若巴都麻不服从夫家，罚白米一石。

最终，男女双方及媒人均签字画押，背后标注“合同”，婚书正式成立。

尽管婚书未见对女性的直接贬低字眼，但其内容折射出当时底层女性地位的低微。

为何如此判断？

这份婚书不同于一般的婚书。

它不是男女双方亲自签署，而是由巴都麻亡夫的哥哥脱欢代签，所承诺的财礼也由脱欢收取。

元代法律规定婚书须由新郎新娘本人签署，缺少这一点，这份婚书显得有些异常。

在婚书中，脱欢是正主婚人，巴都麻只是副主婚人，这种身份安排引人怀疑，似乎脱欢意图通过嫁人获得经济利益。

此外，这份婚书的格式也与古籍《事林广志》记载的三种婚书形式不同。

一般婚书财礼与婚约内容分开记载，且分为“纳聘书式”和“回聘书式”，而此书将两者合写，给人一种买卖契约的感觉，更像是单方面的协议。

同时，对巴都麻身份的详细描述，强调其丈夫已亡，未来改嫁无隐瞒，显现脱欢为促成婚事所做的努力。

这些细节透露出脱欢急于将巴都麻嫁出的现实考量。

学者们因此怀疑，这份婚书更接近一纸婚姻契约，甚至可视作巴都麻的“卖身契”。

因为只要条款明确，婚姻即成立，不易废止，极有可能导致强娶强嫁现象的发生。

这也反映出元代婚姻观的开放态度，改嫁、入赘、换嫁甚至冥婚都被允许，只要有婚书为凭。

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份同样出土于黑水城的蒙古族婚书。

文中记载，不颜帖木为自己的男仆请媒人伯刺说媒，娶孙百户家的女奴婢为正妻。

“立文字人亦集乃在城住人不颜帖木，男仆求长村住人伯剌为媒，住人孙百户扼下，妻牙糜失为正妻。”

婚书后半段同样规定了聘礼、义务及违约罚则。

“到财礼段子必甲一领，枣儿红荅环儿一对，斜雯靴子一对，酒食筵席，良成吉日成亲。如成亲已后，但有以得省口为敬，并不干不颜帖木并主婚人、贾要旁已写以先悔者罚伍拾两。”

这说明巴都麻婚书未分开写聘礼与婚约，也可能只是不同形式的婚约文本，不一定是买卖性质。

而这份为仆人说媒的婚书中，男方给予的聘礼直接交给女方本人，与巴都麻的聘礼有显著区别。

巴都麻的聘礼均为粮食，且由脱欢代收；而这份聘礼则是首饰与日用品，更贴合女方实际需求。

在古代，聘礼通常是给女方家长的，但脱欢并非巴都麻的亲属，也未养育她。

正如男仆娶女奴，女方非主人家儿女，因此聘礼交给女本人更为合适。

这两场婚姻的聘礼虽各异，但均体现了不同身份女性的婚嫁状况。

此外，这份婚书的签字画押亦与巴都麻婚书不同，男女双方均亲自签名，未分主副。

至于巴都麻是否被卖，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推测。

然而蒙古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却可以较为明确地看出。

和许多封建王朝类似，女性须服从家中男性安排。

虽然她们名义上享有“改嫁”自由，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和家庭结构发展的妥协安排。

参考文献：

《黑水城出土合同婚书整理研究》杜建录，邓文韬

《古丝绸之路上黑水城出土元代婚契研究》丁君涛

《“失林婚书案文卷”初探》侯爱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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